影片中能够打动人心的，也不止是对边缘残疾群体的呈现和关怀，还有刘春和属于男孩、属于青少年、属于“儿子”等多种身份的更普世情感主题。多声部的合唱，复调的旋律，共同构成了这样一部《小小的我》。

首先，作为“残疾人电影”，《小小的我》巨细无遗地描绘了刘春和受限于生理疾患，在出行、求职、求学、建立亲密关系等方面遇到的障碍。他的经历，无疑也代表了社会中大多数残障人士可能面临的尴尬处境。

片中刘春和遭遇的那些不快，固然展现了对残疾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关怀的不足，但培训机构对他求职渴望的婉拒，公交车司机对他“残疾为何还要坐公交车”的抱怨，咖啡店长“我只想招一个正常人”等言行，才更能激起观众对刘春和的揪心共情：对残疾人伤害最大的，其实是“正常人”们或同情怜悯、或恐惧厌恶，却唯独不能平视的目光。

面对这时冷时热的世态，刘春和那既自卑自轻但又自尊自强的矛盾内心，和外界反复拉锯、博弈。有时是低姿态的沉默、笑对，有时面对自尊受挫的时刻，也会变“轴”变硬，展现出执意要自我证明的、富有对抗性的孤高：坚持不懈地练鼓，反复在咖啡店中走动、报菜名以证明自己拥有胜任服务员工作的能力，当面“拷打”公交公司的“形式主义怜悯”……

在为自己赢回认可、同时也引得观众和外婆一样为他心酸又欣慰的同时，刘春和展现出了残疾人的精神尊严、“苔花也学牡丹开”的伟大生命激情，让《小小的我》成为了一部不止是关于“我”，同样也是礼赞所有弱势群体自强精神的电影。

不过，当影片转向刘春和“思春少男”一面的爱情线刻画时，这位“20岁正常男性”的情感世界被揪心撕开，更沉重的观影体验随之袭来。

而舆论场上也产生了关于影片“男性意淫”方面的争议，乃至对刘春和与雅雅（周雨彤 饰）两名角色的“人格审判”。

影片中，刘春和被外婆拉入老年表演团的公园排练，偶遇活泼外向的女孩雅雅，对她一见钟情，产生的不只有性悸动，还有对两人未来可能性虽自知渺茫、但仍浪漫热切的憧憬。从初见时不可抗拒的萌动开始，春和经历了相思—春梦—鼓起勇气试探—最终被拒绝梦碎的幻灭过程，刻骨锥心，悲伤不可断绝。

敢于直面追寻、描写年轻人对于“性”与“爱”的真实探索和挣扎，而非国产电影中常见的刻意避讳or塑料发糖，《小小的我》在对角色内心情感立体丰满的刻画上，是非常到位的。

困于骨架皮囊的牢笼，幻想明媚湿润的情欲，这样灵与肉的反差，不仅是《小小的我》作为青春电影、残酷电影的要义所在，同时也充实了影片作为残疾人主角电影的现实表达。

大胆表现情欲和性幻想的残疾女诗人余秀华能够被公众认为兼具悲剧之美和解放精神，同样，大胆表现刘春和正常情欲需求和“小男生性幻想”，也是角色能获得丰满血肉的重要构成，不应被避讳，厌弃，乃至遭遇性别政治大棒“猎巫”。

最后，《小小的我》在能掀起的共鸣范围上远超“残疾人”和“少年情欲”主题电影，还有影片作为“中式亲子电影”的内核。

面对不可逆转的先天命运之不幸，儿子对母亲“生出我这样的怪胎到底是谁的责任”的忿忿，父母对儿子“没有你我们可能会更幸福”的怨怼，绝对不止于像影片中这样子女残疾的家庭，而是渗透在太多父母子女“恩仇相溶”的纠结关系之中。

代际间的隔膜、心结，以及孩子渴望逃离、自立的动力，恐怕都是讲述中国式的亲子故事时，留下的永远不会褪味的“眼泪之盐”。

在《小小的我》结尾，影片的母子主题虽然大致导向阳光和解，但刘春和与母亲的隔膜心结，以及他在二胎妹妹出世后产生的被嫌弃感，其实并未也无法完全解开，留下的隐痛，也只能在“天高任鸟飞”的自由中去稀释、化解。